八十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像是一个无法无制的国家有着很多的问题。当时是国家的主要经济体制是在由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国家的主要经济体制当时是在逐步释放一些经济效益不太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但没有考量到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选择，造成下岗人员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身存之道（没有退休金，没有社保金，更没有机会再去找一份工作）。
当时很多人估计真是拼了命的想办法找点钱来养家糊口，还有些一些人或是响应了或是利用了中国政府当时鼓励“让一些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是被某名其妙的占了便宜（甚至有可能是被无偿掠夺了），中间有可能包括一些大学教授或是中科院科研人员的研究发明及专利，等等。1989年的学生运动可能是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愤怒爆发，但1989年的学生运动所表达的愤怒没有切题，而且离题很远。
* 在八十年代，当时没有什么台资或外资或合资企业。效益好的企业（工厂或者公司）都被政府选择留在了中国当时的主要经济体制内，效益不好的企业或者亏损的企业被选择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或者被标价出售，属中国的主要体制外企事业单位。所以当时如果一个职工下岗的话，那是因为企业无钱支付这个职工的工资，而中国的主要经济体制内企业当时只招收应届或者前一年毕业的初高中及大学毕业生。所以，对于被下岗的职工来说，这就意味着没有退休金，没有政府保障的社保金，更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这个下岗人员当时是可以投资做个个体户，或者买下一家标价出售的工厂公司，或者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求助有一份养家的收入。
* 我是1985年高中毕业后于1990年自五年制的医学院药理专业毕业。我是1996年10月移居美国。是我1989年向当时的中国政府举报1989年反贪污反腐败学生运动很可疑。在1988年-1989年期间根本就没有任何重大贪污腐败案件的报道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愤怒表达。是我在1989年参加当时中国政府组织的全国高校会议并在会上以在读共青团员大学生的身份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处理89年学运的建议。 这些建议被中国政府参考并据此产生了1989年中国政府对当时学生运动的处理办法。
*是我在1989年中国政府组织的高校会议上指出学生游行阻街行为会造成一些效益好的企业也变成效益不好企业，进一步恶化当时已经很糟糕的经济环境从而造成更多的职工下岗而陷入家庭经济绝境。是我在会议上汇报说街上收集的捐款下落可疑。
----2017年12月29日。
听说89年学运是我在硚口大学上学时穿了一件”不雅衣服事件”的主要传播者，据说这届中国政府都是89年学运的同情者也是我被中国政府痛打的原因。我听说我方敏老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气发表言论，让89年学运很气愤。
我方敏的回应：我从2004年起就一直强调我是方敏，我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继承人，我所发表的言论都是以方敏名义发表，也从未回避我方敏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继承人，可方敏或者唐太宗这两个名字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名称啊？为什么说我以方敏名义所发表言论就是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表达立场？
有关”89年的时候也是如此“论点，我想请问89年学运:
1：请问你们是否认可当时的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拥有合法领导权？
2：请问你们是否认可89年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军事行动是由中共中央政府授权的合法管理行为？
3：请问你们是否认可我方敏作为在校学生，有法律权利及自由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政府畅谈我对89年学运的想法？
4：30年后的2019年，请问你们是以什么样的阅历经历，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管理过当而且这份过当是由我方敏造成的？请提出理论依据，而非只是一味空空洞洞的指责指控？
----2019年1月12日。